名誉权，就是民事主体对其名誉所享有的不受他人侵犯的权利。

五、对生态风险，法律究竟能做什么？语言是有限的。而相比《生态沟通》一书中涉猎广泛的其他内容，作为与卢曼一样受过法学训练的读者，也就是与卢曼一样曾受法律自主性与开放性悖论困扰——相关争论文献在法学领域可谓铺天盖地避无可避——的读者，应该更容易进入其有关法律的讨论。

特别是在确定环境风险的基准线或门槛、明确接受风险意愿或对风险的容许水平、权衡互相冲突的环境相关利益三个方面，由于缺乏共识，[30]——科学的、伦理的或政治的共识——相关的决定看上去只能是任意的。这种先后顺序作为既定的历史事实，意味着：在认知生态风险时，法律系统受限于它自己特有的功能及与此功能相适应的、特定的运作机制。在法律系统内，只有依据法律本身而不是依据别的什么规范，才能判断什么是合法、什么是不合法。并且因为扰乱了一个有独立运作机制的系统，而将会产生出各种意想不到的副作用，而应付这些层出不穷的意外后果会使法律系统内部复杂性急剧增加，显现不堪重负的种种症状。法官在判决时不会考虑与法律规范无关的事实。

（三）回到系统/环境的区分？在卢曼看来，系统/环境之间的区分是应对生态风险时必须面对的一种现实状况，一种不可回避的局限条件。由此，在《生态沟通》一书中，生态风险问题被卢曼当成一个例证，用于说明贯穿了其几乎所有著述的基本理论关怀，即从结构-功能的角度整体把握现代社会的结构性特征。其后，在第28 条和债务法第 49 条承认一般人格权 、胎儿的权利等，其内容均优于德意志的解决方式。

同时，人格自由又让自然人获得自动性和个人性，通过个性使得人类获得福祉。从逻辑上讲，《大清民律草案》第 9 条关于 行为能力范畴，的确如规定所称，可定义为 达于成年兼有识别力。在当时信息不发达之时，是否有此张三冒名彼张三引发纠纷之案例，诚为史家与法律社会学研究之趣旨。[6] 《民国民律草案》 文本，参见上引杨立新主编书，第 219 页以下。

进一步者，第 2 条规定胎儿之特种权利保护。此后，物权法、侵权责任法和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又相继作为单行法出台。

但此时，就是谬误脱离理性的缰绳悄然溜出来的时候。民法通则在 基本原则一章中宣示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公民和法人的合法的民事权益。不过，与人格（权）相关的规范，特别是对生命、健康及身体完整性之保护，却是刑事立法的重点之一。[4] 参见杨立新：《人格权法》，法律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40 页以下。

[15]《大清民律草案》此后的 4 个条文（第 52 条至 55 条），为姓名权的登记、改名、撤销、摒除侵害及禁止等规定。[46] 近代以来，自由权在法律体系中始终有着较为核心的地位。但从总体上讲，它毕竟效仿近代民法典之先进瑞士民法典，将现代人格保护制度引入中国，实乃一大创举。对公民人身权的法律保护一直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不仅没有制定相应的部门法加以保障，而且宪法中有关人身权保护的原则也根本未予实施。

但是，这种发现并非仰赖某位天才法学家的灵敏嗅觉，而是一个时代的进步在立法上的体现。[25]另外，也有一些诈骗离婚、容留有夫之妇与人通奸、干扰婚姻关系等实务上给予受害人慰抚金之请求权的案例。

其二，于侵权行为法中规定。这三个条件，对于人格的形成并非充分的，但是，一个自然人要转化为一个法律人格，以上三个条件则是必须的。

[61] 日本民法典，主要参考 《最新日本民法典》，渠涛编译，法律出版社 2006 年版。又参见张国福：《中华民国法制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6年版，第 86 页。[39]杨立新教授认为，我国民法通则关于人格权的规定，是世界各国的最新立法例，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格权法立法，是以前的民法典所从来没有采用过的立法例，可以叫做人格权法立法的 ‘中国模式。此章后 4 节，分别为监护、宣告失踪和宣告死亡、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和个人合伙。至于民国民法后期的修改，增加信用、隐私和贞操等，同时又透过契约责任之损害赔偿义务施以一定程度的精神救济，都是多年之后的事情了。事实上，这一做法在武汉军政府和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就已经开始了。

谢怀栻先生尝言，新中国成立后，不承认 ‘私法，把民法作为公法。但是，权利如何设置及置于何处，却有着较大的差别。

[52] 令人遗憾的是，2010 年侵权责任法第 2 条第 2 款列举了十六七种权利，竟然没有一个是关于人身自由的。事实上，即便是法益保护说，即债权模式下对侵权行为的规定，也是包含了设权性质的条款内容，并非泛泛的禁止侵害或损害赔偿问题。

[71] 杨立新教授除参与王利明教授主持的 《中国民法典学者建议稿》 之第 2 编人格权编写之外，又主持完成了《中国人格权立法立法报告》，倡导人格权单独立法，并在民法典中独立成编。每编自成一体，法条顺序号也另起，始自第 1 条。

王伯琦先生曾转述美国法社会学创始人庞德的评价，盛赞中国新法典之完美，称以后不必一味追求外国学理，只需阐发其精义以适应中国社会。另外，第五编债法部分，参考 《瑞士债法典》 之吴兆祥、石佳友、孙淑妍译本，法律出版社 2002年版。但即便如此，身体权是否包含在这其中? 再如，民法通则对隐私权、自由权等重要权利没有明确的规定。同时也参考了王书江译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二是瑞士法模式，在总则中规定人格权。在总则编人格权规范中，同样也重点规定了姓名权（第 19 条和第 20 条）。

自由权并不包括在内，与西方国家法律的发展显有不同。诉请损害赔偿或给付一定数额的抚慰金，只有在本法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始得允许。

这些属于人格权的设权性规范。也许，其目的在于突出他主持的民法典草案建议稿并非是一个单一的或此或彼的选择，而是彼此兼顾的慎重的权衡。

草案完成之时，正值 北京政变，草案未予公布。否则的话，倒不好解释 20 岁成年之后关于限制行为能力者（如禁治产人）的有关行为能力的特殊规定了。[40]王利明教授也认为，此种体系本身就意味着我国民事立法已将人格权制度与其他法律制度并列，从而为人格权法在民法典中的独立成编提供了优秀的立法先例。此章第 1 节 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 开宗明义：公民从出生时起到死亡时止，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第 9条）。

诚然，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人格得以被尊重和保护的实践，私法上的人格权与宪法上的人格权之通约，往往依赖的并不是纸面上的法律文本，而是司法实践、特别是法官在具体案件中的裁判。但是，民法通则的三元结构，是否就为未来的民法典编纂中人格权独立成编创造了 优秀的立法先例[57]呢? 我们是否能够将这种三元结构生搬硬套地置于民法典之中呢? 2002 年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 设置了人格权法编（第 4 编），是否源自民法通则的这一立法上的创造? 这种做法，是否又导致了人格权立法中出现了叠床架屋 的现象? 回答这些问题，不能藉以表象就得出结论，而是需要更加深入的探讨。

高圣平：《比较法视野下人格权的发展 ——以美国隐私权为例》，《法商研究》2012 年第 1 期。[23]至于人格权立法之重心，循《民国民律草案》思路，改采德国立法例，已然转移至债编。

）这种认识，是一种实证法上较为极端的带有国家管理色彩的人格权观念，既不符合近代以来自然人作为民事主体的基本经验与事实，也有违现代人权观念中人性尊严的基本精神。至于其他人格权，则可以透过对民事权益或权益的规定（如第 1条、第 5 条、第 18 条、第 121 条等）进行扩张性解释，为相应的配套立法和实务上裁判提供一定的依据。

(责任编辑：王雨)